军事改制的风暴，已然彻底席卷了整个大明，而在这席卷大明的军改风暴之下，同样，还有一股早已开始的清流，如如润物细无声一般，已然蔓延到了整个大明。
而这股清流，便是早就已经从朝堂拉开帷幕的吏治整顿。
事实上，吏治整顿，从当初崇祯元年的那场京蓟之变以后，崇祯手掌大权开始，便已经着手展开。
从崇祯元年末，到崇祯驾崩，李修接受朝政，同样也对吏治之整顿，未曾放松。
只不过，不同于军事改革的手段激烈，吏治的整顿，李修一向极为谨慎，孙传庭一干主持吏治整顿的文官，更是慎重。
数次整顿清理京城朝堂，再一点一点的从京城朝堂，蔓延至整个天下。
朝廷派往各地的督察御史，已经是将整个大明巡查了数遍。
纵使大都还流于表面，未曾触及真正的实处，但，从崇祯元年，到现在靖武元年末，已是过去数年。
大明之吏治环境，至少大半个北方的吏治环境，俨然已经与以往有了颇大的改变。
“但……还不够啊！”
书房之中，李修幽幽一叹，手中拿的，俨然就是督察院汇报的靖武元年巡查汇总奏本。
稍有改善的糜烂，在财税改革面前，与事实意义上的糜烂，又有何区别？
都是不堪用！
只要不堪用，任何改变，都是无用。
吏治，想要以量变引发质变，除非是以一个强有力的中枢，十数年如一日的坚持，才有可能。
但，如今之大明，能有十数年如一日的时间，去整顿吏治嘛？
显然不可能。
纵使，兵事改革彻底贯彻完成，给大明续一波命，但，若是吏治长时间未曾整顿清明……
最终，大明的结果，可能就是近乎回光返照的辉煌，然后便断崖式跌落深渊，在漫漫青史，留下一个“大明以强亡”的千古绝唱。
毕竟，糜烂，是会蔓延的。
受尽约束，兢兢业业，做牛做马，是一生。
不受约束，糜烂腐败，声色犬马，竟还没有惩罚，也是一生。
如此对比，蔓延般的糜烂，亦是必然。
就好比军户地位的低下，直接导致了卫所制度的糜烂，亦是同样的道理。
好日子，谁都想过，人之本性，便是如此。
而如今，军制改革，已见胜利之曙光，财税改革，已然距离不远，如此，吏治清明，亦是迫在眉睫。
毕竟，不久的财税改革，没有一个合格的统治阶级，是绝难成功的。
但短时间内，要让吏治清明，显然，指望文官这般潜移默化的整顿，是不太可能的。
李修也从来都没有将希望完全寄托在文官的自我整顿之上。
早在崇祯驾崩之前的那一道封赏，便清晰透露着李修与崇祯的布局。
那一战过后，军功为倚仗，崇祯以近乎遗诏式的封赏，打破了文官治国的格局。
李修为首的勇卫勋贵，亦是第一次从兵事，踏足的政事一道。
如李修自己的辅国理政，如徐枫的蓟镇督师，如周遇吉的宣府督师。
这些，在以前，无疑皆是文官把控的职位。
毋庸置疑的军功，再加之崇祯近乎遗诏的封赏，带来的，便是文官治国的格局，被撕开了一个口子。
而李修，亦是顺着这道口子，再次布局。
以陕西战事吃紧为由，将周遇吉提为三边总督，掌控整个陕西军政，再以山海重地为由，设山海镇，将山海关后方诸多府县纳入山海镇管辖，赵武为山海关督师，统领山海关军政。
设登莱重镇，立登莱水师，命卢象升为登莱巡抚，辖东江登莱一大片区域军政。
这次，以防范蒙古叩边为由，更是再设三边总督，将蓟镇，宣府，大同，三大边镇所辖各个府县重镇之军政事物，尽皆纳入三边总督管辖。
再加之他坐镇京城，对直隶地区的严格管控，如此，大半个北方，事实上，无论是军，亦或者政，皆已是在他的掌控之中，差的，也就只有更加细致入微的整顿而已。
而这，他也早已是下达了命令，当初那洪承畴的投效，就是因周遇吉对陕西官场的清洗整顿而冒头而出的。
如此行径，自然是引起了文官的强烈不满。
但在这朝堂中枢，显然是闹不出什么风浪，但就整个天下而言，风波自然不小。
那现如今都还传扬的清君侧口号，乃至这一次的天下皆反，事实上，这，也有不小的原因。
事实上，李修倒也不认为这口号有错，毕竟，军政尽由武人掌握，历朝历代，教训都无比之清楚。
就好比三边总督一职，下辖三镇一省，军政尽掌，某种意义上，和藩镇，并没有什么区别。
纵使明知道后果，李修也没有办法，两权相害取其轻，特殊时期，集权永远比分权要好，他只能这般选择将希望，掌握在自己手中。
况且，他自信，只要他活着，藩镇之祸，就不会出现，更何况，只要最终将他想要解决的问题解决了，他自然也不会放任军政一体这种职权在大明境内继续下去。
军政分离，文武制衡，才能将人的野心圈定在一定范畴之内，不至于突破界限，做出不可挽回之事。
思绪流转只之间，李修甚至在考虑，自己是否真的要彻底打破与文官的默契，开始重武轻文的时代？
指望文官自己往自己身上割肉，太难太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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